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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朋友提到精神病院的问题。我想大概是指北大诡辩比赛优胜者某东东的“上访都是精神病”，另有山东某地以高度的行政效率把上访者送进当地精神病院，令该 院成了市属无审判无期徒刑私营监狱。还有就是，很多地方精神病认定只要有一家属签字，如果有门路，就可以把任何人送进精神病院监禁起来，给钱就行。除了这 几者，是否还有笔者不知道的？
这里涉及到三个社会问题。一是上访是否合理。二是精神病院强制措施是否合理；三是有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犯罪，“人权”如何确认。要知道，中国人总是把人道主义当成人权，又把人道主义置于人权之上，以强化侵犯人权的专治统制理由。
首先笔者不支持上访，但在现阶段也不反对上访。所以对东东的大论，并无恶感。原因在于，笔者认为社会的组织形式应是分级自治。自治，就不存在上访了。只存 在上诉。上访，正是中国司法健全的临时措施，实际上强化了中央集权，而不能解决民间真正的不公平。那么，当不公平存在时，是“健全”不可能健全的上访制 度，还是健全早就应该健全的自治制度呢？
其次关于精神病院，当部分地区把精神病院当成市属专用政治犯监狱时，有大批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人，因为精神病院治疗力量不足，而在家里被当猪狗锁着关 着。这也是社会现实。它与第三点，是否有精神病犯罪不负责任；以及，明明精神病院无法收治时，是否造成伪称精神病就可以逃罪？————要骗过两重A字检查 装精神病，稍有训练就可以做到。这两点是密切相关的。
笔者仍然抄摘可能不符合有中国特色的“特殊利益”要求的外国制度：精神病院不隶属于市政，强制治疗如非本人自愿，需经司法和精神病医生同时对既有危害社会 的犯罪行为的判决、诊断，方可强制治疗。注意，这里与中国有两点不同，第一不能因为有“危害社会的倾向”就强制收治，如同不能因为有犯罪倾向就治罪。第 二，不需经家属同意。其中需要解释的是，西方对精神病的看法，与中国人认为是“疯子”是不同的。
事实上，西方确实将精神病看作是一种幻觉疾病，而不是疯子，并相信病人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控制自已侵害他人的行为。实在不能控制做出了歹事，经诊断是精神 病，精神病院就是监狱的替代，也不见得就待遇好一点。这样，也就无所谓放过了犯罪分子。何况，西方很多国家和地区，已经废除了死刑。这样罪与精神病强制收 治之间，没有太大的区别。
最后，对于未成年人恶性犯罪，笔者认为不能免罪，除死刑外甚至不能减罪。但是，就象精神病人犯罪一样，不宜在成人监狱服刑。福利性质的教养所，是合适的。这样才能避免象意大利黑手党那样，专门雇佣未成年的小弟伤天害理。
理由，仍然是因为人权！犯罪者的人权是人权，受害者的人权更加是人权！中国社会常常把对犯人的人道主义混同于受害者的人权，汉语中两个概念混淆不清，竟然 要人权向人道主义让道，简直荒唐透顶！人道主义永远要向人权让道，人权至高无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分清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概念差别，就不会再为对犯罪者人道主 义，而牺牲公民合法的人权利益了。
在邓玉娇案上，公安认为在精神病院关押邓玉娇合适，和邓玉娇在精神病院内被虐待五天，是两件中有防火墙的事件。他们本身是否有内在的“默契”，除非有实 证，否则只能是疑罪从无。而实际上声讨精神病院虐待邓玉娇，就算声讨有效，也成了卫生问题，与本案无关。在律师作出申诉后，即改为监视居住，公安在这一条 上是交待充分的。
现在不少人附庸风雅学习国际惯例，笔者提醒公众，留意这些专家，是不是从道德的意义上，“学习或批判国际惯例”，同样从道德的角度上，“保留中国特色”，————从道德意义的角度上？？？！（笑笑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