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，仇富的人没有前途！
仇富者，有两种人，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，和无权的愚暴贱民，他们都是穷人的天然敌人。他们向中国穷人推销着万恶之源————贫穷！掠夺的是中国穷人的生命、人权！他们是极左，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！在中国这样一个等级社会里，真正掌握社会财富命脉的，是权！是特权！有权才有钱，有权才可以寻租换钱。特权，才是最主要的矛盾！不敢仇权而仇富，远远谈不上勇敢，更谈不上正义，只不过是一些《不患贫而患不均》，追求全社会赤贫的愚暴贱民！
因此，对富人的保护，也就是对穷人自已的保护。为富人说话，就是为穷人说话。相反，对特权的保护，则是对穷人利益的戕害。保护富人，就是保护穷人能够通过自已劳动致富的天然的权力，这个权力，称为人权！如果有人说反对的是“权钱交易”的富人，那么，至少要把权与富分开，不能放过一个因权致富的奸官，也不能冤枉一个正当致富的小民。请问，简单的汉语，“仇富”，做到了吗？正确吗？准确吗？而充斥传媒的“中国富人为富不仁，没一个好人”，打倒一船人；这样的愚暴贱民法西斯暴民倾向，难道值得肯定吗？
《不患贫而患不均》，出是明朝自太祖起的社会哲学。明朝是一个使用类似西班牙帝国的政策，摧毁社会工商任何积极萌芽，以压制自由工商阶层崛起的社会。明朝最终形成的，是与文官集团结合的官商阶层。在《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原罪感》则明确指出，君子不言利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实际上是奴隶社会“上下守礼”的别语，这句话等同于理教朱子名语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读书是为了做官。当然是任何行业的专家都比不上做一个贪官、昏官。难道，今天不是这样吗？
孔子时代，言利者，谋生也。要谋生就不得不言利。今天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有谁是不需要谋生，衣来张手，饭来张嘴的？那就是孔子言中之“君子”。如果说孔子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全无积极意义，也不尽然。古时贵族的财富，取决于拥有多少奴隶，所谓“多少户”。因此，孔子说君子不言利，当然有“争取做高级奴隶主”的含义，也有，不要对所属奴隶过分压榨的含义。只不过，这种奴隶主的慈悲心，今天没有什么用处。
可见，仇富者，实际上就是仇视劳动谋生的劳动者，生怕劳动者多得一分钱！生怕投资者多赚一分钱！最好，所有财富都掌握在贵族特权的手中。愚暴贱民就希望做寄生虫，吃大锅饭；等到饿得不行了，就彼此盯着最后一块面包疯抢！这就是毛中国的那种“均贫富”的美好岁月。仇富是不对的；仇权就对了吗？固然有权钱交易，但是有权能保天良的，也不在少数！那么，仇谁呢？答案是，谁都不仇！仇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社会报复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《合理的妥协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方式》。公平竞争的自由社会民主制度是我们唯一的追求，是否追溯旧案积财，应属次一层次的矛盾。
经过马列邪教和明朝以降强烈的“不患贫而患不均”的洗脑后，中国社会成了一个善恶淆倒、是非颠倒的仇富而均赤贫，穷人毫无公德心——仇富！对极左暴民文化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；对不公平的社会特权等级制度高度奴性容忍，而对同侪任何因素的致富都以仇视。这种文化价值观扭曲到这种程度，以致于，茅于轼说出《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》，不但招来愚暴贱民的人身攻击，典型愚昧的动物，还逻辑混乱地以“欺贫的社会更没有前途”，————不仇富就是欺贫？不随地大小便，就是不让你方便？
什么逻辑！？
这样的的社会，没有前途！这样的愚暴贱民，没有前途！
对于个人来说，不是挖掘自已的竞争潜力，不是针对不公平的社会利益分配制度，而是眼红他人已得的利益，而不管人家是不是正当所得！这种人，没有前途。仇富的本质，是仇视社会进步。仇富的本质，是仇视全民富裕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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