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文《党祸必自彼萧墙之内》，发表时换了一个温和得多的题目，以免管理员难做。而事实上，该认识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既告诉权力拥有者，不要以为公众手无寸铁自已就地位稳固。可以说，自古以来任何一个遭到悲惨结局的专治统制者，在悲剧来临前，对于社会公众，都拥有同样不可动摇的军事优势。
但是，他们和他们的家庭，连同他们的家族，全部都悲惨地死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敌人，并不是外部的敌人，而是，他们身边，被认为是最可信的人！专治统制者，在高墙厚垒防范“外部敌人”达到极致以后，必定灭亡于壁垒萧墙之后的“自已人”的手里，那是历史的必然！这种历史的必然，远非唯心信仰的“善恶相报”，更非马列自相残杀论中的“阶级斗争”。而是因为人性更深刻的本性：人性本私！
道理很简单的，各位有心者，可以翻翻自春秋以文革的权力斗争史，再想想经济学上的原理。就知道，就算把“马恩列斯毛”捧为你家的神灵，专治制度的维持，对于权力颠峰者来说，也是一件风险成本极高的职业。事实上，社会公众的确不太可能取而代之权力专治者搞“民主革命”，————这是笔者反对“革命”，支持邓小平同志和平渐进的原因。但是，专治统制者对社会公众的政治高压，事实上，是降低了其潜在政敌政治冒险的风险，并提高了其内部政敌取而代之后的稳定可能。
要成功维持一种专治制度，并在经济政治上是持续性的，必须做到令（（对社会的专治统制得益A－对社会施加的高压成本B）恒小于（政敌内部政治冒险的风险成本C）），这是不可能的！因为A取决于经济真实的增长，而不是毛上帝中国式的吹嘘。而C的对应值就是（防范内部政敌政治冒除的成本D），因此，维护专治制度的实际成本是（E＝（对社会施加的高压成本B＋对政敌防范的成本D）），B的增加意味着D的削弱。这就是暴君总是不得好死的原因。
而民主宪政，象君主立宪，对于政权拥有者来说，是降低B而强化D。换言之，从社会公众中寻获抵御别有用心的暴力野心家的威胁。用教科书的话来说，就是民主政治，可以扩大统治制度的社会基础。而“示敌于外，实侵于内”的经济意义，本质上是牺牲社会利益A，降低统治成本B。但是，当民众不受“虚假示敌于外”的瞒骗时，A仍然被牺牲，而B的成本反而提高了。结果，这样的制度崩溃速度更快。
同理，一位朋友提及的国家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实际上并不会平息专治权力内部的斗争，相反，是令这种斗争更残酷了。同样，历史上一些统治者，希望让民众信仰宗教而巩固统治，实际上，是令自已处于内部权力斗争的更危险的境地。原因就在于，它实际上是降低了专治成本B，而提高了野心家权力冒险的潜在得益！在这种社会里，拥有权力者如曹操的话，“如置火炉之上”，随时成为野心家讨好民众祭旗的血牲！或者，这就是中苏都出现了“言论开放”的原因吧？
正因为如此，笔者认为专治权力最终如果不是自取灭亡，被另一批本来是同流合污的野心家，以“仁君再世”的面目“除暴安良”，就是自已安排政治制度开明化，《民主化宪约化》。此乃政权政党长治久安之道。
惨经明末亡国灭种之祸的思想家黄宗羲先生说，“独夫者，直民贼也”，而事实上，身为独夫，那是在恶梦中生活！他们拼命研究原子弹，却收获敌视于国内；拼命砌起专治城墙，却发现守卫者向他们拨出刀剑；他们逃入宫殿，关上宫门，一转身，却发现自已的亲朋好友，已经向他们举起了屠刀……，这是何等可悲的命运？
魏武侯在三门峡，以霸主之富强，山河之险峻，不无自信地对名将吴起说：“表里山河，阿拉可以胡作非为了吧？”（原话忘记了），吴起正色曰：“君侯若修之以德，视民如骨肉；纵无山河之险，也能王霸天下；如君侯残民以逞，这一船的人都是您的敌人，山河纵险，又有何用处？”，在中国，正在经营权力者，或打算经营权力者，有机会就多看看笔者的文章吧。忠告而已。
舆论自由构建新的中国发展思想体系：
《控制舆论，等于引火烧身》
《祸将起自萧墙之内》
《权力经营的风险和成本》
《自称是民主派就不能权力野心家》
《官僚阶层也是等级制度受害者》
《人力资源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和工具》
《人性本私的人权普世价值观是改革顺利成功之钥 》
u written a good article
回复删除